“真的么？”稍后，我们会使用经济选择来评价什么是人们真的想要或者喜欢的，但此刻，我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假设每个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将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高估了10个百分点，而且参考现有数据，这大致是正确的。如果选择“错误”的运气，也就是并不通过随机抽取筹码，体现被试输掉的赌金是5美分。对于上述4个特质而言，只要花20美分，被试就可以对实验者始终表现出他“真的”相信他如自己一开始所说的那样聪明。（事实上，这个赌金甚至更少：实验中被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实际上他们也不能获得他们选择的赌资收益。反之，在这项研究的最后，每个人从一个罐子中随机取出一些钱，大约是0~4美元，作为参加实验的酬劳。实际上，没有一分钱和赌博有关。）
第二，回到某人“真的”相信一些事或其他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上来，可能是这些模块导致了赌博行为是不正确的，即膨胀了某人的特质，但在别处这些模块有其他的表现，其中可能有些是正确的。发现人们愿意支持一个自我膨胀的观点，似乎不是在谈是否存在有一个更精确的表征潜伏在模块化的大脑内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真的是在不同模块下拥有两个信念，一个是客观的、另一个是自我膨胀的，在这个例子中是那个膨胀的在起作用，那么在我看来很难说这个有着错误信念的模块就是更有价值的一个。
这些错误可能由一些机制造成，比如选择记忆：我们更倾向于去记住那些说明我们有积极特质的事件；那些给我们带来阴影的事件则似乎更易于从记忆中消退，至少很难去回忆起来。当判断和预测自己以及他人的时候，由于存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事实是，我们能记住积极的事而不是消极的事这一现象有待解释，而我推测的答案是我们的宣传模块是按战略性错误来设计的。
最后，这篇文章中最出彩之处是这样一个让人高兴的循环：我们做出认为我们优于平均水平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在我们认为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并不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抽取一个大学生的样本，告知他们存在上述讨论的偏差，并问他们有多大的可能性出现偏差，他们则一律判断他们比平均水平的美国人更不易受影响。这些学生说：别的每个人都是有偏差的，而我是客观真实的，并且，是的，我真的是这样的。
谎言，可恶的谎言，自我欺骗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倾向于犯战略性错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果一件事的结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那么人们更可能认为是他们造成了这种结果。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通常很难知道究竟是谁或什么导致了什么。在实验室开展了很多这类研究。在一个典型的此类研究中，被试（通常是大学生）进入实验室，完成一些任务，这些任务被用来测量一种特质，例如智力。随后研究人员给学生们错误的反馈，然后询问他们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研究发现的精髓是，如果这些结果是好的，被试就会认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而坏的结果则被归因于外部的、不受被试控制的因素。当然，实验者知道真正的外部因素其实是随机率。被试获得的反馈通常是由一些仪器随机决定的。
我正推理关于成功或失败是这个系统设计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现象就被提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些研究中观察到的偏差不是指一个被试关于信用的撒谎结果以及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所受的责备，或者至少不必是。我认为这些模块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设计出来的，不像在实验室里那样，可以真的随机安排，从而找出确凿的证据说明是什么导致了什么。从这种模棱两可中获益，这就是一件好事。
为了研究考察这种可能性，人们参加了一个作者称为“描述扭曲”（deivedistortion）（其他人称之为“撒谎”）的研究，这个研究使用了一种称之为“假管道”（theboguspipeline）的精巧方法，给被试通上电极，并且连接到一个实验者称之为“肌动电流图”（electromygraph）的机器上。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可以通过悄悄地记录早先给出的一份问卷的应答情况，来说服被试这个机器可以探测他们是否在说谎，而事实上这个机器什么也没做。实验者只是问这些他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并告诉被试给出一些正确的和一些错误的答案。因为实验者正在控制着机器，当被试任何时间给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他们就可以用机器“探测”到谎言，用这种方法，（狡猾的）心理学家可以生造出一个机器来探测被试是否说谎。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参加了一个测量“社会智力”的测试，然后获得一个（错误的）计分，这些分数要么非常低，要么非常高。随后实验者问他们，当连接了肌动电流图时，为什么他们得到了这个分数：是因为运气还是应答技术？实验者想知道的是，当人们得分高时，他们是否会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分数是由于他们的应答技术好获得的，即便他们正连接在一个他们相信真的可以探测到他们的“描述扭曲”的机器上？
是的，他们会这样做。当他们的得分很高的时候，被试报告说测试的结果是由于他们的应答技术造成的；当他们的分数很低时，则说是由于其他因素，如运气或者关于测验的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无论他们是否连接了一台功能齐备的肌动电流图。研究者总结道：“自利的归因并不仅仅是被试用于自我表现的公开描述中对因果关系的扭曲描述。相反，这种归因的不对称性似乎反映了存在于个人感知的客观因果关系中的实际偏差。”（注意“实际偏差”这个词说明作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实在的、真实的”信念，而不是在一个宣传模块中所体现的。）
在继续下文之前，有必要去记录下在这里所说的这些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已经体现出通常的学术的预告性和局限性。这些讨论是关于人们是否在所有地方都沉溺于自我提升，或者是关于是否存在重要的跨文化差异的。并且，还有一些人们低估他们自己能力的例子。
无论如何，要在实验室外和在真实世界找到这样的例子是不太难的，即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们为那些实际上是由他们的错误所致的坏结果找各种理由，而把那些他们其实什么也没做的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例如和当今很多人一样，我在一个名为“幻想橄榄球”的游戏中打联赛。我和其他9个朋友选择专业的运动员加入我们的队伍，在每周的橄榄球比赛中，我们球队得分的高低取决于这些球员的表现，我们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例如场地得分、触地得分等等，来了解这些信息。虽然有很多选择球员的技巧，在某一周和哪个球队对抗却是纯随机的。所以，即使在这周之中你的队打得并不好，但如果你碰巧碰到一支打得更差的队，那么你就会赢了。有一年，一个球员在我们的联赛中打了一些比赛，其中有几周打得很差，并且他的球队也没有得到很多分，可他的排名还是靠前。在联赛的讨论会中，当提到这一点时，大家把他的胜利归结为好运气，这个球员表现出很震惊的样子（我希望他是假装的）：“幸运？才不是呢！是我防守得好。”
没理由把国会的成员排除在外。2008年8月，在钢铁价格上涨的幅度高于先前的几年后，世界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在价格变动所取决的因素中，现今和预期未来的供求状况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许多人认为石油价格的下降和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个现实有关，未来美国可能减少对于石油的需求。众议员约翰·沙迪格（JohnShadegg）在亚利桑那第三街区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市场正在反映出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谈到的事实……”
相对的友谊
如果战略性错误和宣传策略一样，是设计出用来说服其他人，告诉他们你是个有价值的社会分子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犯战略性错误不仅是个好事，而且是比其他的事情都要好的事。如我们所见，当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其他人在某种特质上，如智力、与人相处，或者某种技能如驾驶技术相关的时候，都倾向于过高评价自己。如果人们必须对选择谁成为朋友、配偶、同盟等等问题做出决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比其他人好。如果其他人都是“优秀的”，车开得“非常好”的，那么这样做就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观点与约翰·托比（JohnTooby）和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Cosmides）介绍的一个问题有关，他们称之为“银行家悖论”（banker’sparadox）。这个叫法来自借钱理论：想借入钱的人一般没有多少钱（要不然他们就不必去借），相比那些有钱人来说，没有多少钱的人是更不可能还上借款的。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观点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么说不是特别伤感情的话），即把朋友看作一个现在投资的对象，而之后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给予帮助。那么，也有这种可能，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可能想成为你的朋友，但他们是潜在的不良投资对象。
托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培养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技能，从而使你不能被其他朋友代替。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你头脑里什么样的模块会使你有价值？你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比周围的其他人要好。如果你在某方面是最好的，然后在一定范围内你就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范围里没有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
按我前面讨论的一般模式，结合对银行家悖论的讨论，一个人可能会打算去广而告之他拥有独一无二的技能。他们试图说服他人（可能是通过新闻秘书的方式维持合适的外在表现）他们拥有有价值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这技能比其他人好。也就是说，这个观点预期人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有特别的价值，特别是特意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应该观察人们自己所强调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这个很重要的时候，例如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中，他会花时间陪伴的人：他们的朋友。
威廉·詹姆斯，又一次，似乎首先对这个问题有看法：
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上，如果别人对于心理的知识知道得比我多，我就难受。但是，我宁愿对希腊人一无所知。我的缺点一点也不使我觉得我很丢脸。如果我“假装”是一个语言学家，情况则恰恰相反。
不仅仅如此，詹姆斯还指出了一个关于我们这个物种的非常奇怪的现象。自己比除了一个人之外的其他人都优秀这件事，与比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优秀是有很大不同的：
所以我们有个让人羞愧得要死的悖论，因为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二的拳击手或者排名第二的划手。除了那个人，他把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击败都不算什么；他迫使自己去击败那个人；只要他不去做，一切都没有意义。
詹姆斯指出，人们很关心社会比较的问题。第二个最好的拳击手或者划手肯定也是个很好的拳击手或划手。但是这个与其他人相关的技能对人会产生影响，可能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生活，这种问题真的很重要，与其他人相关完全处于重要的位置。
十几年前曾有个和这个领域相关的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用社会比较理论说明，人们通过和他们身边有关的人来评价他们自己的特质和观点。费斯廷格的观点已经十分有影响力，但是在这里我将忽略这个观点，转而支持一些来自亚伯拉罕·泰塞尔（AbrahamTesser）的工作，亚伯拉罕·泰塞尔称之为“自我评价维持”（self-evaluationmaintenance）。
泰塞尔以人们有动机去维持关于“自我”的积极观点来开始自己的论述。在泰塞尔的一个实验中，参与者是成对的朋友。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中，被试被问到，对于他们来说拥有一个好的美学判断能力和“社会敏感性”有多重要。然后实验者会进行一个测试，并告诉他们这个测试将会测量他们是如何评价这些问题的。关于被试在这些测试上的表现，给予他们错误的反馈，并且询问他们的好朋友或者一个陌生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基本的预期是，由于这些测验对于被试来说很重要，他们将会认为他们朋友的表现是差的，但是对陌生人则不会这样认为。这很重要：如果我做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我认为我的朋友做得没我好，而陌生人则不是这样的。
我不仅认为我的朋友在那方面做得差，还认为正是我使他在那方面做得差。在和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Smith）做的另一个经典研究中，泰塞尔让实验的参与者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有些像很久以前的电视节目《密码》（Password）。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从一堆词中找出一个神秘的词，这堆词提供了答案线索。实验者按两种不同的方式给不同被试描述这个任务，其中一种是“一种测量重要的言语技能的方法”，另一种是这仅仅是个“游戏”，和“重要技能没有任何关系”。
被试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来到实验室，实验者要求被试和他的朋友或一个陌生人一起玩这个游戏。给被试一组词，他可以用这组词作为线索，使他的伙伴猜出那个神秘的词。一些线索是直接的词（例如，“小麦”或者“玉米”用来作为“谷物”的线索），这使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简单；然而一些线索是费解的［例如，“布鲁克玉米”（brookcorn）对于“谷物”］。被试给他们的朋友或者陌生人提供线索，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这个任务被描述为很重要的时候，相比于他们的朋友，他们会给予陌生人更好的线索。当这个任务被描述为仅仅是一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会提供给他们的朋友更好的线索。有趣的是，当被问及帮助他们的朋友和陌生人解决问题，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有用信息的时候，被试表示他们给予两者相同的线索。新闻秘书模块试图表示一种公平，然而当一件事被感知为重要的时候，另一些模块会使一个人去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我认为，泰塞尔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果不局限于这个案例。按着这个方向推理，他们的这个工作表明，当社会关系起作用的时候，友谊就是一场竞争。对于具有社会性的物种，获得最好的朋友和同盟是重要的，并且宣传机器会努力工作，使一个人对朋友来说更有价值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如果有时这意味着会使他们情况更糟，好吧，这会帮助一个人获得（相对）更有价值的技能。